警方安排了心理评估团队。那是一组经验极其丰富的专家，包括国家级心理创伤干预中心的主任、性别心理领域的教授，以及长期处理特案的意识研究人员。

他们没有催促我承认什么，只是与我一对一地交谈，提问、倾听、记录我的反应、我的语言、我的自我认知和时间感知。

这套评估持续了近两个星期。

结果最终汇总在一份厚厚的分析报告中，送交警方与家属一同审阅。

报告给出的结论明确又严谨：

“本案对象展现出稳定、连续、无创伤性裂痕的性别自我认同，其女性身份从记忆结构到语言表达、情感投射再到未来规划中均为核心常量，未发现强制催眠或人格分裂迹象。”

“可确认其心理状态为一名健康女性个体，认知稳定，情绪平衡，社会功能完整。”

在小组会议上，主评专家对我父母直言道：

“你们的孩子没有疯，在心理学上是个完全正常的女性，思维完整，逻辑清楚，回忆和现实高度一致，没有创伤断层，也没有任何被动强迫的心理投射。”

“如果强行引导她回到所谓‘原本的男性身份’，只会造成强烈的认知排斥，甚至诱发严重的精神崩溃。”

“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：她现在就是一个女性，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。”

警方听取了意见，没有提出异议。他们在档案中将我身份标注为“女性”，放弃了原计划中的“身份恢复干预”。

随后，他们开始与我父母进行长期沟通。

我不在场。但护士私下告诉我，有几天我母亲在会后独自坐在花园长椅上，不停地看天发呆；而父亲在签署最后那份身份确认文书时，手足足停顿了三分钟，最终只留下一句话：“我们不能再伤害她一次。”

第三次家属见面时，气氛与第一次已经全然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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